全国自考00537《中国现代文学史》考点串讲：论述题部分
点击数： | 发布时间：2025-11-03 11:33:59 |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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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呐喊》、《彷徨》中农民题材小说的思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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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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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呐喊》、《彷徨》中，农民题材的小说占有重要的位置。鲁迅深切同情中国农民的命运，他看到农民们所遭遇的苦难，也洞察他们的弱点与病态，当然也更理解造成他们精神上病弱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在创作中，鲁迅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展现了封建半封建农村的落后和闭塞的典型环境；同时，鲁迅着力塑造在这典型环境中生存、挣扎的中国农民的典型性格，把解剖中国农民灵魂和改造“国民性”问题联系起来，从而通过对农民性格中的愚弱、麻木和落后的批判，导向对造成这种性格的社会根源的揭露和批判。在这一方面，《阿Q正传》堪称代表，其他如《药》、《风波》、《故乡》等也是如此。《药》通过清末革命者夏瑜惨遭杀害，而他的鲜血却被愚昧的劳动群众“买”去治病的故事，真实地显示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和悲剧性：由于这场革命没有真正唤起民众，因而缺少群众基础，不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华老栓们的无知、迷信，既是落后、愚昧的民族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必然原因之一。鲁迅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背景上，展示了农村现状和农民的生活图景，在与中国民主革命的联系中探索农民问题，这里所表明的是这样一个思想认识：中国必须有一场深刻而广泛的思想革命，这个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清除以农民为中心的广大社会群众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的影响。在鲁迅的农民题材的小说中，同样值得重视的是他的一组以反映农村妇女命运为内容的作品，如《明天》、《祝福》、《离婚》等。在这些作品中，鲁迅在感受着农民及其他下层人民的精神苦痛，把批判锋芒指向毒害人民灵魂的封建宗法制度与思想的同时，更集中地对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自身的弱点进行了清醒的批判。《明天》中，单四嫂子的不幸不仅在寡妇丧子，更重要的是她周围一般人对于受苦人的冷漠以及她处在这样的氛围中不得不承受的精神上的孤独和空虚。鲁迅正是通过对农民，包括广大农村妇女灵魂深处的病态与弱点的开掘，尖锐地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在现代小说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述《野草》在艺术上的探索和主要艺术成就。
答：《野草》是鲁迅在艺术探索上的新成果，也是中国现代散文诗走向成熟的第一个里程碑。它是诗与散文的结合，或者说是以散文形式写的诗，采用以抒情为主的手法，往往篇幅较短，内容含蓄、凝练，具备诗的构思和意境，却不必有诗的形式。《野草》具有哲理性、象征性和形象性相结合的艺术风格。最显著的特点。是在取象、造境、构思上的独特性：对现实景象和梦境的交错描写，把一些微妙难言的感觉、直觉、情绪、想象、意识与潜意识准确而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有着丰富的心理内涵。《野草》在语言上表现为反义词语的相生相克，由此又派生出句式、节奏上的回环反复，旨远而词约，言尽而意永，常有一种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意外之情、情外之理，把散文诗的抒情特点及诗的意韵发挥到了极致。《野草》大量运用了象征、隐喻手法，自然景物、人物或故事，往往既是写实的，而同时又具有象征和隐喻的意义。写实的画面与象征、隐喻的内涵共同构成了一个幽深奇崛的艺术境界，从而发人深思，启发人去认识和探求人生，启发人以生活的哲理思考。
试述叶绍钧小说创作的艺术风格。
答：在总体艺术风格上，叶绍钧以厚重朴实见长。他遵循的基本创作方法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他的写实笔调严谨而扎实，将深沉的个人情感蕴涵于客观叙述中，使作品具备冷隽含蓄、蕴藉深沉的艺术特点；叶绍钧小说的篇章结构安排，也体现着严密细致的基本特征，尽管他的小说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围绕着主题与生活进行切实的周密的编排布局，是叶绍钧所有小说共同的一个特点；在叙述语言上，叶绍钧也是从生活本身出发，注重炼字炼句，语言精练准确、纯正规范，这对于中国现代汉语的规范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试述《沉沦》独特的艺术风格。
答：郁达夫和他的创造社同道们选择的是以内心情感的表现作为主要的写作方法。他们的作品多以作家个人经历为创作基础，着重表达个人内心对于客观世界的感受，作品带有作家强烈的主观情感投射，表现出浓烈的抒情色彩和个人自剖色彩。而作品的叙述视角多是第一人称，主人公形象也多有作者的强烈投影，从而形成作者、叙述者与人物的三重合一。所以，一般文学史论者把这种小说称为“自叙传”小说或“身边小说”。郁达夫是“自叙传”小说的开创者与成就最卓著者。“自叙传”小说是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开端，是与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小说不同的一种文学风格。郁达夫早年创作的《沉沦》就是这种风格小说的典型作品。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留日学生，在留学的日子里，他深感祖国的落后贫困，并常陷入个人的性苦闷，在此背景下，他的思想充满着偏激的愤怒，甚至表现出一些变态的心理。在主人公的思想中，祖国的孱弱落后。与个人的肉体痛苦紧密地联系起来，并通过主人公的痛苦和怨愤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最后，主人公在绝望之中蹈海自杀，以他的不幸结局向那个时代提出了强烈控诉。《沉沦》以大胆直率的表现方法，真诚而充分地袒露了主人公隐秘的“性”心理世界，显示了作者对于封建礼教道德的反抗与批判以及对于个性解放的热烈追求，作者强烈的主体情感融注在作品中，使作品具有很强的震撼力。同题小说集问世后．因其描述的“露骨的真率”，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评论，毁誉参半。它的强烈突出的个性解放思想和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名篇。
试述郭沫若诗集《女神》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意义和贡献。
答：诗集《女神》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意义和贡献在于：
（1）集中而强烈地表现了冲破封建藩篱、扫荡旧世界的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
（2）奇特雄伟的想象扩大了新诗的表现领域，创造了全新的现代诗歌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
（3）诗的抒情性与个性化的本质得到了充分重视与加强。
（4）创作形式自由多变，大量采用比喻、象征手法．以人格化的自然为主，也化用了古代神话、历史故事甚至西洋典故，形象选择巧妙、恰切而新颖，证明新诗在艺术上足以充分表现新的时代与生活，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旧诗词。
试述朱自清散文的题材类型和主要艺术特色。
答：朱自清散文的题材大体上可分为四类：
（1）社会性、政治性较强的题材。如《白种人——上帝的骄子》、《执政府大屠杀记》等，这类作品多写于早期。
（2）描写感人至深的亲情、友情、人情的题材。如《背影》、《给亡妇》、《儿女》、《一封信》、《阿河》等，这些作品涉及作者的父亲、妻子、儿女、友人、佣人等，多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3）写景抒情的题材。如描写自然风光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松堂游记》、《绿》以及以写地方史迹为主的《南京》、《说扬州》等。
（4）表现生活情趣的题材。如散文集《你我》中的《看花》、《谈抽烟》、《择偶记》等，都是最好的代表。朱自清散文的主要艺术特色：一是善于细腻地描写景物。朱自清散文写景，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或工笔细描，或白描写意，或运用想象、联想，或借助比喻、通感，或由景生情，或融情于景，既复现了一个个构图完美、色彩斑斓的意境，又传达出这些意境内在的神韵。二是语言华美，修辞繁复。朱自清散文的语言，历来为评论家们交口称赞．“清幽”、“清秀”、“秀丽”、“隽永”是人们谈及他的散文语言时常用的词语，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常常能够在自然朴素的风格中立新意．造新语．于平淡中见神奇。
试述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等话剧创作的主要艺术成就。
答：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熔为一炉、交互辉映，是田汉“五四”时期戏剧创作的重要艺术特色。田汉剧作中的“现实主义”主要是指对当时黑暗现实的真实描绘。而“浪漫主义”则既包括传统浪漫主义重主观、重想象的特点，又包容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像唯美主义、感伤主义等特质。在公认的现实主义力作《名优之死》中，主人公刘振声的人格上也闪耀着理想主义光彩。由刘意追求扣人心弦的戏剧性到追求像生活本身一样的真实，把抒情性与戏剧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构巧、戏味浓，是田汉剧作的又一艺术特色。《获虎之夜》精设悬念，颇多巧合，故事冲突安排在“获虎之夜”、莲姑出嫁前夕，满以为又能获虎，可万没想到竞伤了人，而且偏巧又是莲姑的恋人黄大傻。完全出乎意料，可又在情理之中一一黄大傻．也只有黄大傻在那一晚会上山去，因为他要最后一次看心上人窗户上的灯光。而且，正是他的受伤，才让他自然而然地与莲姑见面，使得其心灵世界得以全面展开。而《名优之死》则不同，它自然、流畅，把戏剧性深深隐藏在纯朴自然的画面之中，主要通过人物的鲜明个性来吸引人，在形象塑造过程中抒发作者的情感．表面的热闹被凝练、简洁的描写所取代．不仅主要人物刘振声个性鲜明，他刚正抑郁的特征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而且其他人物也被塑造得栩栩如生。田汉戏剧作品的语言都比较凝练、简洁。而且十分个性化，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塑造。
试述20世纪30年代较为重大的文学论争。
答：
（1）关于“文学基于普遍人性”的论争。这场论争于1928—1930年发生在左翼作家与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之间。梁实秋针对左翼作家提倡的无产阶级文学，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等文章中主张“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提出“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主张“天才”创造文学。鲁迅指出，文学只有通过人，才能表现“人性”；鲁迅还指出文学与阶级性的关系，是都带，而非“只有”。
（2）关于“文艺自由”的论争。这场论争发生在胡秋原、苏汶和左翼作家之间。1931年底，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连续发表文章，谈“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在左翼文学与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之间左右开弓。瞿秋白、冯雪峰著文批判。苏汶自称代表“作者之群”的“第三种人”为胡秋原辩解，展开论战。争论的焦点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苏汶等反对政治“干涉”文学，强调文学真实性的独立地位。左翼的反批评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所阐发，却又片面地趋向另一极端。
（3）关于“大众语”的论争。1934年5月由汪懋祖、许梦因等发动“文言复兴运动”引起。6月，进步作家集会，决定掀起反对文言、保卫白话的运动，展开大众语的讨论。这次论争的焦点集中于文学语言问题，参加人员涉及整个文化界，发表文章数百篇。论争总结了“五四”、“文白之争”以后文学语言发展的经验教训，批评了“欧化”与“半文半白”的倾向，纠正了一些左联作家否定白话、提出语言有阶级性等“左”的错误，探讨了现代文学语言的特点及其发展方向。
试述茅盾对中国现代小说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答：茅盾以其丰硕的创作成果和富有特色的艺术创作特点，为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与发展作出了相当突出的贡献。他小说创作的最大特点是，关注时代的风云变幻，表现出时代风采。他的作品多选择表现社会的重大题材，侧重对社会作全面而广阔的全景式摹画。与此相应，作品结构安排强调恢宏阔大，具有纵横捭阖的宏大气势。茅盾的作品都寓含着作者较强的理念色彩，表现出作者试图通过文学把握社会和时代规律的思想愿望，显示出作者对社会的冷峻深刻的解剖力。但这有时也会导致其作品存在艺术性、形象性上的不足。在创作方法上，茅盾遵循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对现实的客观的切实的描写、真实地再现现实生活，是茅盾创作的突出特点。在茅盾的影响下，在现代文学史上曾出现了一大批追随他的创作风格的作者和作品，茅盾和这些作家的创作被后来一些文学史家称为“社会剖析派小说”。
试述《激流三部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和重要地位。
答：《激流三部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非常独特的意义和重要的地位。首先，这部作品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集中描写封建大家庭的兴衰史并集中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重要作品。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封建家族制度的攻击是从鲁迅就开始的，其后许多作家关注这一主题，《激流三部曲》全面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特征、弊端和罪恶，指出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是现代文学史上抨击这一罪恶制度的一座丰碑。其次，这部作品是现代文学史上反映“五四”精神的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五四”运动是20世纪初期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事件，但它在现代文学史上却一直未能有所反映。《激流三部曲》虽然未直接描写“五四”运动，但却有“五四”风云的激荡，作品充分表达了“五四”的时代精神，反映了那一代青年人的奋起与追求，表现出了由“五四”所催生的崭新的价值观念。最后，《激流三部曲》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这一体裁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五四”小说创作以短篇为主，如何在摒弃了中国旧小说的内容与形式之后创造适应新观念、新内容的新的长篇小说的形式?现代文学史上不少杰出的小说家从不同的途径对此进行了探索。巴金学习借鉴西方小说的艺术形式与技巧，形成了以偏重于情感抒发为明显特点的艺术风格。《激流三部曲》的问世为我国现代中长篇小说走向成熟作出了贡献。
试述沈从文小说的题材内容和主要艺术特色。
答：题材内容：沈从文的小说在题材处理上，善用微笑来表现人类痛苦。即使写杀戮，如《菜园》、《大小阮》等也是把这一背景推远，从侧面写去。他最擅长描写的是本身就富有牧歌因素的爱情，如《雨后》、《三三》、《边城》等。在描写这类题材时，他又着意于“人与自然的契合”，以清淡的散文笔调去抒写自然风物，如《边城》。这些作品中的风物描写与情调切合其作品中显现的理想的人生形式。主要艺术特色：
（1）沈从文的小说具有散文化的特征。他自觉地抵制将故事结构化、戏剧化，希望在“糅小说故事散文游记而为一的”新实验之外，更有一种“新的形式”，即用“写故事方法，带点‘保存原料’意味”。在小说叙事格局方面，沈从文的小说中总有一个不知疲倦的讲述者、评论者，引领读者进入湘西世界，为读者介绍那里的山山水水，评论那里的人事。经过这一特殊的叙事者，沈从文得心应手地表现着他所观看到的大量人生故事。
（2）熔写实、记“梦”、象征于一炉，也是沈从文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如《柏子》、《萧萧》等对人生实存状态的描写，都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把握。但是沈从文小说为了追求理想的人生形式又自觉地掺入了“梦”的成分，如《月下小景》写爱情悲剧，却用男女主人公含笑殉情作结；《边城》将人物和环境作了理想化的处理，都可以分明看出作者主观理想的张扬。沈从文小说还善用象征，如《菜园》里的菊花，《夫妇》中的野花，《八骏图》中的大海，其含义都超越了形象本身。
（3）沈从文小说的体式丰富多样，语言古朴简峭。他不拘常例、常格，采用过对话体、书信体、日记体、童话、神话等多种体式。与结构上刻意求新相表里的，是讲究“文字组织的美丽”，他因此被称为“文字的魔术师”。他的小说语言具有独立的风貌：“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少夸饰，不铺张，单纯而又厚实，朴讷却又传神。”他的小说语言是在杂糅古典文学的句式，提炼湘西方言基础上形成的。沈从文以其独特的风格为京派小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试述《日出》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塑造和艺术特色。
答：主题思想：《日出》展示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都市生活的图景，对现实的揭示和剖析更加深刻，剧作家借此表达出对旧制度势不两立的彻底批判态度，也表达出他戏剧审判创造中对“日出”的憧憬。人物形象塑造：在《日出》里，剧作家带着深厚的同情描写下层社会“不足者”的苦难，沦落风尘却有“金子般良心”的下层妓女翠喜的煎熬，落入魔爪的“小东西”的以死抗争和失业小职员黄省三在贫病中的挣扎无告。同时，也以近乎漫画的戏谑手法勾勒上层社会“有余者”的群丑图。这是曹禺喜剧才能的最初显现。这里有俗不可耐的富孀顾八奶奶，油头粉面的“面首”胡四，虚伪做作满口洋文的张乔治，包括逢迎狡黠的茶房王福生，构成令人鄙视和憎恶的又一世界。在这对立的两个世界里，人物都是充分强化与简化的，而在这两者之间，以卑琐和孤注一挪的方式向上爬却终于失败的李石清性格最复杂。他卑琐而又不甘于贫贱，在强烈的爬上“有余者”的欲望驱使下，他不择手段谋求“翻身”，一方面无情地裁削像黄省三那样贫病无依的小职员，另一方面又以偷看银行抵押合同要挟潘月亭。为了逢迎“有余者”，他不顾自己的儿子病重，让太太陪达官贵人打牌。他憎恨“这个世界没有公理，没有平等”，诅咒自己“不要脸”，“不要人格”，但这只能驱使他“破釜沉舟地跟他们拼”。《日出》正是在这一些人物的徒然挣扎中显示“宇宙的残忍”，即“人被捉弄着”的困境。陈白露是《日出》的中心人物，她美丽、聪慧，总是将她骄傲的心态化作嘲讽的笑挂在嘴角，然而又不时流露那种漂泊人特有的倦怠和厌恶。因此“在热闹的时候总想着寂寞，寂寞了又常想起热闹”。她以前的恋人方达生来访，唤醒了她对“我从前有过这么一个时期”的回忆：“喜欢太阳”、“喜欢春天”、“喜欢年青”的爱华女校的高材生“竹筠”，因为父亲去世，“家里更穷”而“一个人闯出来”，跟一位诗人到乡下度过一段“天堂似的日子”，又在“平淡、无聊、厌烦”中分手，成为“卖给这个地方”的交际花。一方面，她珍藏着自己美好的记忆，珍藏着她的骄傲和正义感，她是那个黑暗丑陋世界的一线光明，她嘲弄那些玩弄她的人，她也能挺身而出救助贫弱无依的“小东西”；而另一方面，像寓言中那习惯于金丝笼的鸟，已失掉在自由的树林里盘旋的能力和兴趣。她“要人养活”，她要享受，她不能也不愿走出旅店豪华的休息室，最终在她的靠山潘月亭破产后，绝望而又不无留恋地微笑着服下安眠药，在日出前永远地睡去。陈白露的死，是人性、人的美好希望、人的美好追求最终被金钱社会的罪恶魔爪扼杀、泯灭的悲剧。艺术特色：《日出》在艺术形式上是一次新的创造。曹禺创作《雷雨》时借鉴了易卜生《群鬼》的“回溯式”结构。当创作《日出》时，他要超越西方“结构剧”、“一类戏所笼罩的范围，试探一次新路”。《日出》在戏剧结构上有如下特点：
（1）矛盾冲突的生活化。即不再将戏剧冲突交织在几个人身上，也不再设置主要戏剧冲突，而是采用横断面的描写方法从多个侧面来表现社会生活，用诸多生活的片断像绘画中的“色点”一样来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2）矛盾冲突和生活画面虽然较分散，但有其内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由内在的批判“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制度的“观念”和外在的串缀全剧的串线人物去达到的。
（3）采用暗场处理的方法，对戏剧结构起辅助作用。未出场的金八，作为始终牵制着场上人物命运的阴影，在结构上也成了各种事件的一条潜在的连缀线；而反复出现的打夯工人的歌声，构成一种氛围，客观上也起到了对全剧节奏的协调作用，增强了戏剧的整体感。
试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解放区文学创作发生的重要变化。
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解放区文学创作的面貌发生了重要变化。解放区文学广泛运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其语言基本上采用大众口语，不少还是方言土语，晓畅生动，自然质朴。文学从未如此与群众接近，群众也从未如此获得文学的关注，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新文学的发展。这一历史的进步中同时也包含着对于文学的某种限制。解放区文学中，戏剧的发展是特别引人注目的。抗战初期延安戏剧创作以小型作品居多，多为“急就章”，普遍存在简单化、公式化的缺点。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工作者首先致力于秧歌剧的改造创新。新秧歌剧摒弃了旧秧歌侧重男女两性关系的思想内容，选择了现实的劳动生活题材，描绘了健康有活力的工农兵形象，加之采用了传统秧歌载歌载舞、生动活泼的民族形式，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新秧歌剧运动促进了民族歌剧的探索与发展，也加强了解放区文学和农民大众的密切联系。延安文艺工作者在广泛吸收秧歌剧、地方戏曲和西洋歌剧的长处的基础上，创造了新歌剧。《白毛女》、《王秀鸾》、《血泪仇》、《赤叶河》和《刘胡兰》等是新歌剧的代表性作品。新秧歌运动的开展，促进了对传统旧戏曲的改造。旧戏曲改造成绩比较突出的有《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和《血泪仇》。新编京剧《逼上梁山》 （杨绍萱、齐燕铭等执笔）在保存原著基本情节的基础上，增添了贫苦农民李铁的颠沛流离，店员李小二为救李铁而遭难，以卖肉为生的曹正痛打高衙内等情节，表现了阶级压迫的严酷，突出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题。1944年元旦前后，该剧由延安平剧院演出，产生了轰动效应。毛泽东称“这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的话剧创作题材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形式灵活多样，注意吸收民间戏曲的优秀成分，富有民族风格和乡土气息，更加大众化。根据地早期诗歌主要是朗诵诗和街头诗。街头诗大多是政治抒情诗和小叙事诗。抗战后期在人民军队中兴起的“枪杆诗”与朗诵诗、街头诗运动一脉相承。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诗歌创作力求向民间歌谣学习，在借鉴中谋求发展。柯仲平、公木、阮章竞、张志民、李季等诗人借鉴民歌的艺术，创作了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这就是歌谣体新诗。内容的颂歌性，诗人的代言性，表现的叙事性，语言的口语性，体式的民谣化，是歌谣体新诗的基本特点。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张志民的《王九诉苦》和《死不着》、田间的《戎冠秀》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歌谣体新诗的叙事化倾向是20世纪40年代史诗性追求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解放区还有诗人创作抒情诗，何其芳的《夜歌和白天的歌》以其亲切真诚赢得了读者长久的喜爱。解放区早期的小说创作以丁玲为代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了新的面貌，代表性作家有赵树理和孙犁，康濯、孔厥、刘白羽等也都曾名重一时。此外，秦兆阳、葛洛、马烽、西戎、束为也都发表过表现农村生活的优秀作品。
试述20世纪40年代重要的文艺思想论争。
答：由于战争政治的介入，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论争比前两个时期更为激烈频繁，其中重要的有：
（1）抗战初期关于文艺与抗战关系以及抗战文艺公式化、概念化问题的论争。面对抗战初全民性的抗战题材创作，当时主持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的梁实秋表达了不满情绪，希望文学能够表达更丰富多样的生活和主题。这种“与抗战无关”的观点得到了沈从文的应和，他认为作家也不必工具化地服务于战争现实，可以从更长远的思想建设角度为民族未来服务。左翼作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明确的批评。孔罗荪批评梁实秋的言论“抹杀了今日全国文艺界的一个共同目标：抗战的文艺”；张天翼指出，文艺创作中的“差不多”、“八股”要反对，但目的恰恰在于更紧、更深入地把握时代和现实。其他人的文章多数对“与抗战无关”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2）1939年至1941年展开的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抗战初期，围绕旧形式的利用问题曾经出现过“旧瓶装新酒”的讨论。1938年，毛泽东提出“民族形式”问题，引起解放区和国统区两地进一步的讨论。论争的焦点是如何看待“民族形式”的来源。向林冰在《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等文中，认为创造新民族形式的途径就是运用民间形式，并偏狭地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不健康的。葛一虹在《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在所谓“民间形式”吗?》中则完全否定民间形式有可继承的合理成分，认为应该走“五四”新文学的西方化倾向。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和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将讨论推向深入。郭沫若认为，中国新文艺“从民间形式取其通俗性，从士大夫形式取其艺术性，而益之以外来因素，又成为旧有形式与外来形式的综合统一”。这一问题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进一步的论述。
（3）1945年至1949年关于现实主义与主观论的长期论争。论争源于胡风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冲突，直接导火索则是深受胡风影响的舒芜的长篇论文《论主观》。胡风认为“主观战斗精神”是“艺术创造的源泉”，强调“主观”在创作中的决定作用，并曾著文批评当时创作中的“客观主义”。邵荃麟、冯雪峰、何其芳等发表文章批评他们的论点。胡风也发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等文章支持舒芜，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思想。论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结束，双方并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对有关现实主义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诸如创作的主观与客观、政治性与艺术性、作家与生活、歌颂与暴露等进行了探讨，影响较深远。
（4）此外，20世纪40年代的文艺论争还有1938年张天翼小说《华威先生》引起的关于抗战文学“讽刺和暴露”问题的讨论；1940年前后对“战国策派”的批评；1945年前后围绕戏剧《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而展开的关于“唯政治倾向”和“非政治倾向”的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东北对萧军思想和香港左翼批评家对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等。综观这些文学论争．理论焦点是如何理解和处理文学的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创作中的客观真实与作家主体精神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创作中的个人追求和文艺的大众化方向的关系。论争取得了诸如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等方面的理论进展，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片面性和简单化倾向，在涉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试述陈白尘《升官图》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
答：创作于1945年10月的《升官图》是陈白尘的代表作。剧作以夸张、变形、漫画化的手法描写了“一个凄风苦雨之夜”两个强盗的升官梦。在梦中，他们冒充知县和秘书长，与知县太太、各局局长以及前来视察的省长大人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演出了一幕幕“贪污成风，廉耻扫地”的丑剧，最后，在群众愤怒的声讨中，强盗的美梦被惊醒。该剧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又一部“官场现形记”。《升官图》按照喜剧创作的自身规律，巧妙构思，在荒诞奇特的形式下揭示出现实的深度真实，梦境为喜剧艺术的自由发挥起了重要作用，它使喜剧艺术的各个因素充分活跃起来，并使因情节的离奇构建和人物描写的高度漫画化所造成的荒诞取得了合理性和真实感，又以夸张所带来的力度而更强烈地反映社会本质的“真”，引起人民群众的共鸣。剧作的深刻在于它以生动的情节把官僚政治中的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现象和这个政权压迫剥削人民的实质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揭示其反动性和腐朽性。同时，又以漫画化的喜剧手法暴露其集团内部的寡廉鲜耻，将政治批判与道德批判结合在一起。还以序幕、尾声的“造反”场景写出这些群丑“多行不义”必然失败的下场，以被压迫者“我们要审判你们”的怒吼做出了历史的判决。
试述老舍《茶馆》的艺术成就。
答：《茶馆》在以下方面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首先是匠心独运的艺术构思。与传统话剧不同的是，这部戏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和戏剧冲突，而是截取了三个历史片断，借以展示三个时代的运命变迁，这是纵向的时间选择；横向的人物行为表现方面，老舍选择了一个最有表现力的地点，即裕泰茶馆——这里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正是在这个联系着广泛生活面的环境中，我们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的行动看到了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变动。可以说，老舍靠“一个茶馆三幕戏”埋藏了三个时代。其次，《茶馆》在艺术上的出色表现还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极为成功的艺术典型。裕泰茶馆的老板王利发无疑是这个庞大的人物群体中最为成功的一个艺术典型。这是一个勤勤恳恳的中下层生意人形象，拥有祖上传下来的茶馆，但本钱不大，为了保住门面，他真诚地遵循着父辈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从而养成了委曲求全、四方逢迎的为人处世之道，但他有一定的正义感。王利发奉行祖传的处世哲学，但并不保守固执。为了茶馆的生存，他也曾费尽心机地不断进行时髦的改良，但在混乱不堪的社会状态下，裕泰茶馆每况愈下，最终被霸占，王利发含恨上吊自尽。另外两个成功的艺术典型当属常四爷和秦仲义。常四爷是一个旗人，为人耿直刚强，豪侠仗义，爱打抱不平，与王利发的个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戊戌年间因说了句“大清国要完”，被当做谭嗣同的余党抓入大牢，从此日子越过越穷。茶馆的房东秦仲义带有新兴民族资本家的色彩。年轻时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他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卖掉产业，集中资金开办工厂，但是他的设想和计划遭遇了一次又一次阻碍和打击，最后他的工厂被国民党当做“逆产”没收了，秦仲义剩下的也只有诅咒和愤怒。最后，《茶馆》在语言方面也体现了老舍作为一个语言大师所达到的那种炉火纯青的境界。老舍的话剧语言都是经过提炼的北京方言，带有浓厚的地方文化意味，朴素流畅而又韵味十足。同时，老舍非常注重人物对白的性格化和个性化呈现。
论述《红岩》的艺术特色。
答：在艺术上，《红岩》也很有特点。首先，小说通过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和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刻画人物形象。作品主要描写重庆地下党和被囚禁在“中美合作所”的共产党人的顽强斗争，这一特殊题材，决定其矛盾冲突必然是尖锐复杂的。一方面从大局看，全国即将解放，黎明就要到来，革命者对此坚信不疑，其心理和精神信念处于优势，但他们又身陷绝境，失去行动自由。敌人虽然大势已去，处于劣势，但他们正凭借坚固的牢狱，垂死挣扎。因而，在特殊环境中．敌我双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出现了一个又一个诸如许云峰舌战群敌、难友集体绝食、龙光华追悼会、狱中新年联欢等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光明与黑暗、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搏斗，给小说增添了扣人心弦的传奇色彩。其次，《红岩》采用了多线索的网状结构方式。全书主要通过一些重要人物的活动，将白公馆和渣滓洞集中营的斗争、重庆地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以及华蓥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等三条线索联系起来，并以狱中斗争为主线，以城市地下斗争和农村武装斗争为副线，编织成一个艺术的整体，完整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山城重庆革命斗争的真实面貌。在处理“线”与“点”的关系时，小说既着力描写斗争场面，又注意它们与线索展开的内在关系，使两者相辅相成，以场面推动线索的发展，以线索的发展显示场面的价值，并且场面的描写不断使线索跌宕起伏、曲折多变，从而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
试述余光中散文的特点。
答：余光中的散文具有如下特点：
（1）变化多样。诗的意蕴、小说化的叙事、电影的手法，被余光中不拘一格，纵横调度，拿来作为他扩张“弹性”的有效手段。
（2）美感浓烈。余光中的散文虽然不乏“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纤婉，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式的豪迈无疑要占主流。这种挟云裹月、气吞山河、滔滔滚滚、势不可挡、充满阳刚气的美感，令人既受其震慑又觉美不胜收。
（3）文字酣畅。余光中的散文富有阳刚美与他的语言有很大的关系。从总体上讲，余光中的散文语言气势磅礴，刚劲有力，中国文字被他“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拆开又并拢，折来且迭去”，形成了一种富于变化而又浑成圆融的独特语言。
试述余华小说的先锋性。
答：余华小说最为明显的先锋性在于他的“冷漠叙述”。在他的大量作品中，余华总是近乎偏执地迷恋于对暴力、灾难尤其是死亡的叙述。叙述语言都表现出近乎残酷的冷漠，叙述者的主体意向已降至感情的冰点。作为一种极端的后现代主义的叙述方法，余华的冷漠叙述极好地实现了对于历史的彻底颠覆。其次，除了上述的主题性颠覆之外，余华小说的先锋性与颠覆性还明显地表现在他所惯常使用的文类性颠覆，即对旧有的文类实行颠覆性戏仿。余华的《鲜血梅花》可以视为对武侠小说的颠覆，《河边的错误》是对公案——侦探小说的颠覆，《一个地主的死》是对抗战小说的颠覆，而其《古典爱情》所颠覆的，显然是古老的才子佳人小说。由于已经程式化的旧有文类更多接纳和保留的是封建社会及其他历史时期僵化的价值观念与正统意识形态，因此余华小说“文类颠覆的目的依然是价值观的颠覆”。
试述新时期散文创作的主要特色。
答：散文本来就属于最不规则、最自由的文体。新时期的散文既贯通古代传统和“文革”之后由西方传入的文学理论，又融会了诗歌、小说、电影等各种体裁的特点，在整体上呈现出复杂性与多样性。一批作家，如斯好、张承志、史铁生等，受“意识流”、“象征隐喻”等来自西方的影响，日益重视抒写心灵，注重人生的感受和生命的细微体验。在曹明华、周涛等人的散文里，强烈地传达出现代人的生命体验。以余秋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以及韩少功的一些散文为代表，理性精神的张扬使他们的散文中蕴涵了丰富的现代文化哲学内涵。在结构方面，杨绛的《干校六记》化用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显示了传统散文结构表现现代生活的可能性；贾平凹等人的小品则无视结构，自然成趣；而《挂在树梢上的风筝》 （田野）、《童心启示录》（谷一海）等，都以新颖的结构引人注意。另外，《商州初录》（贾平凹）、《回老家》（张辛欣）、《醒时几梦》（艾煊）等散文则标志着长篇散文在新时期的复苏。总的来说，新时期散文创作的可贵特色就是，一些已有的范式和传统的禁区已被冲破，“五四”散文以作家个性为本位的传统得到恢复。作家的创作思想、审美意识、文体观念 （包括对于叙述和语言的重视）都大大解放，写作技巧也日益成熟。他们用各种方式自由自在地抒写自己的思想情感，充分表露自己的精神个性，使新时期的散文创作从题材到内容都有了极大的自由空间。由于当今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兴趣转向了消遣文章与短制文章。可以预见，散文的进一步繁荣与全方位的嬗变将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
试述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整体特点和主要成就。
答：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是新时期文学最有成就的一个领域：
（1）新时期小说拥有一支阵容强大且不断补充新的血液的作家队伍。老作家仍笔耕不辍，时有新作；中年作家实力雄厚，堪称中流砥柱；新作家层出不穷，勇于探索。老、中、青三代作家，他们之间在文学观念等方面虽然不乏差异，甚至偶有交锋，但他们共同为我国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2）新时期小说创作的题材领域不断开拓和突破，反映了广阔的生活领域。
（3）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流派纷呈，气象万千。从“伤痕小说”开始，新时期小说不断涌现新的艺术潮流，紧随其后，分别有“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意识流小说”、“现代派小说”、“实验小说”、“新写实小说”、“新体验小说”、“纪实小说”、“乡土小说”、“新状态小说”、“女性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等形形色色的小说潮流相继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新时期文学。
（4）新时期小说的艺术表现方式丰富多样。新时期小说创作艺术表现方式的探索表现为两个方面的继承关系：一是纵向继承我国古代文学的表现手段；二是横向继承和学习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技巧。比较而言，这一倾向更为突出，实践者最众，成就也最大，对于文学观念的解放和使我国文学适应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缩短和世界文学的差距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尚需指出的是，新时期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方法已经更趋开放，它通过对现代主义以至后现代主义某些艺术技巧的广泛吸纳获得了新的表现形态，具有更加旺盛的生命活力。
（5）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新时期小说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批判民族“痼疾”、重铸民族灵魂以及人道主义的复归，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历史作用。
王安忆的《长恨歌》是如何表现上海的文化精神的?
答：《长恨歌》是一部有着丰厚的思想文化蕴涵和较高艺术成就的长篇小说。主人公王琦瑶是20世纪40年代享尽风光的“上海小姐”，自其委身于当时的军政要人“李主任”起，便开始了其跌宕起伏的悲剧性命运。在“李主任”机毁人亡之后的几十年中，王琦瑶先后又与阿二、康明逊、程先生、老克腊等男性产生情感纠葛，最后却在一次窃案中死于非命。王琦瑶是一位典型的上海女性形象，她不仅有着独特的个性特点，更是体现了上海文化的基本精神。她的悲剧命运实际上还是历史变迁中上海文化精神的命运写照，作家通过对王琦瑶的命运书写，为一种已经远逝了的旧文化形态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作家对上海文化精神的揭示很多时候是通过对上海的洋场和市井的场景描绘，通过对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富有文化意味的准确把握和精细描摹得以完成的，而在人物的性格命运中发掘独具特色的文化精神，并在历史变迁中揭示二者共存亡的血肉关系，则是《长恨歌》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王琦瑶和程先生这两个人物的形象塑造和命运书写便鲜明地体现了作品的这一特点。
试述陶然小说的“独特性”。
答：从总体上看，陶然小说的基本“气质”主要体现在批判性、历史性、探索性这三个方面。三个方面共同作用，形成了陶然小说的“独特性”。所谓批判性，是指陶然在他的作品中，对于社会不公和制度黑暗，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对香港社会资本主义“残酷”特性的一再揭示，构成了陶然文学世界基本的主题，而深含在这种揭示背后的批判性立场，则源自陶然关注下层民众并同情弱者的人道主义情怀。所谓历史性，是指陶然的爱情小说大多贯穿着对于历史错位和人生遗憾的表现，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感。陶然在大陆接受教育并长期生活的背景，使他的作品总是闪回着大陆的历史面影。在创作的早期他更多的是把“历史”作为一种静态的背景或因素代入到作品中，到了后期“历史”的出现开始更多地和男女之间的感情，以及深蕴在感情背后的人生无奈和莫测命运相缠绕，也就成为陶然在创作中代入“历史”的主要方式。所谓探索性，则是指陶然在长期的小说创作生涯中，总是在寻求小说艺术的突破，不断地进行着艺术探索。从陶然的小说创作历程来看，他的小说艺术，经历了从现实主义到代入现代主义再到杂糅各种艺术手法的过程。这些创作手法在陶然小说中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小说艺术世界，并使他的小说创作在现实主义的基底上带有了“先锋”的色彩。
试述20世纪80年代以后香港文学呈现的主要特征。
答：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香港文学。因为香港社会乃至中国社会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变化，也在总体风貌上呈现出了一些新的态势。从总体上看，主要有这样一些特征：
（1）作家队伍的构成有了新的变化。这一时期。构成香港文坛的主体作家，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在香港文化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战后新生代本土作家，另一部分是大陆改革开放后从内地移民中脱颖而出的新一代南来作家。前者认同香港，大多受英式教育，因此受西方文化艺术影响较深，在创作上更多地表现为对探索性和实验性的热衷；后者因为是“移民”，大多在内地完成教育。受中国文学影响较深。他们虽然是“外来者”．但能很快地融入当地社会，并以内地经验衬托香港经验．创作出别具一格的作品，在内地引起较大反响。香港作家队伍的这一新变化，重建了香港文学的创作格局，也对香港文学的未来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局面。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冷战格局下的香港文坛，基本上笼罩在二元对立的政治分野之中，作家也因政治倾向的不同而划分为左右两派。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现象有了很大的改观。
（3）通俗文学、先锋文学和社会文学三足鼎立，形成了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多元化的文学格局。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通俗文学，武侠小说、科幻小说和“框框”杂文仍然受到欢迎，但更加大行其道的是以亦舒、李碧华、梁风仪为代表的言情小说。而相对于此前人数有所增加的“精英”作者群所创作的“先锋文学”．也构成了这一时期香港文学的重要方面。主要由南来作家创作的社会文学．以现实主义作为观察和剖析香港社会的武器，题材也多与香港社会现实有关。以写实的风格反映来自底层的人生及其呼声，形成了他们作品的现实批判锋芒和特色。
（4）“九七”回归对这一时期的香港文学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从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与撒切尔夫人的会谈中．提出将于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主权。并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之后，香港回归进入倒计时。香港回归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自然会在香港文学中留下印记。香港文学中不但出现了许多以香港回归为题材的作品，如余光中的《别香港》、《香港结》、《过狮子山隧道》、《香港四题》等，而且香港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和文学交往日益密切．中国内地文学和香港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互动．“中国元素”开始更多地进入香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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